
2025-08-07,美国匹兹堡,95岁的许倬云安详辞世。
消息跨越重洋传回故土,历史学界为之静默,社交平台上非学界的网友也纷纷表示哀悼。
一位95岁老人的离去,牵动了国人的心。
这位先天四肢畸形、半生与轮椅相伴的无锡学者,用六十载春秋为笔,勾勒出一幅“中国人的精神图谱”。他生前常说:“我双腿无法行走,但历史让我走遍了天涯海角。”
斯人已逝,留给在世之人的只剩悼念。在这个生死无常的匆匆社会里,我们为什么怀念许倬云?
作者|张雨、江舟
跨时代的观察者
许倬云,出生于1930年,成长于中国大陆,求学于中国台湾,又在美国深造,不同的时代、土地孕育他,让他在不断的更迭中,找到了自己的定位:在无垠世界,聚焦普通人。
儿时经历的抗战时期,影响了许倬云的一生,“也影响我念书的方向,以及我关心的事。”许倬云七岁时,抗战开始。由于许父需要在战线前前后后奔波,许家其余则跟随着在乡下村民家、寺庙里借住。
由于先天肌肉萎缩,行动不便的许倬云只能“被摆在某个地方”,承载他身躯的有过土墩也有过石磨。后来他说道,“因为我一辈子不能动,不能和人家一起玩,所以永远做一个旁观者,这跟我一辈子做历史研究有相当的关系,历史学家也做旁观者。”

童年时期的许倬云(前一)
农夫种田、妇女洗东西,七八岁的小孩在地里抓虫子、拔苗、拔草......除了日常生活,他还“看见人家流离失所,看见死亡,看见战火......”逃难生活印刻在年幼的许倬云脑中,百姓的牺牲与苦难再无法抹去。
一次停驻在四川时,许母带着许多女工为赶赴前线的川军烧热水。看着那些多得望不着边的军人,许倬云突然听到女工们说军人“一个都回不来的”,那时他才“真正有记忆,忽然从小娃娃变成有悲苦之想。”
1957年,许倬云赴美去芝加哥大学(后简称“芝大”)留学。中国百姓的苦难尚未抹去,他又浸润在新的文化里,与各国的同学老师交流学术,得到新的感知。
老师顾立雅教许倬云读法文汉学著作,想让他知道欧美汉学家对中国古史研究是如何开始的,“要试着跳出中国本位来审视”。

青年时期的许倬云
芝大的学风讲究眼光宏阔、触类旁通,所以许倬云还学道家、埃及学、古中东学、社会学和宗教学。
日后回忆起在芝大留学的日子,许倬云曾说:“住在神学院的宿舍里,住在医院里,参加民权运动,使我对于美国的民间、一般人的信仰、现代文化的基础、文化的羁绊如何转变为日常生活里的行为和规范,有了一些观察。”
许倬云的想法也在逐渐改变:“关怀全世界的人类跟个别人的尊严。”
32岁的许倬云获得芝加哥大学的人文科学哲学博士学位,当地很多大学向他伸来橄榄枝,他全部拒绝。

在他前往美国读书时,母亲曾叮咛:“你一定要平安,照顾好自己,学成后定要回来。”
他记得母亲和老师傅斯年的嘱托,毕业后回台大史语所帮忙。
归来的许倬云,将自己的一腔热血给了学术,他还和朋友创办《思与言》杂志,想要尽一点知识分子的责任,“替中国找一条路”。
1970年,许倬云又前往美国匹兹堡大学教书,日后回忆,他说自己见证了“工业文明的挽歌”。
美国向西开发,匹兹堡是大门,城市里有几十里路长的烟囱。正因此,欧洲的工人一波一波移民到美国,不同的民族在这里留下不同的印记。
10年后,美国工业逐渐衰落。每隔几个月,就会传出工厂关门、搬离的消息。每一个工厂的倒闭,都带来一个镇几万人的失业。
“那个时候,一到黄昏,你到市场、超市去看,老工人头上戴个帽子,压得低低的,领子拉得高高的,偷偷到后门一超市把当天卖不完的东西搁到后门口让他们拿,罐头、面包……”
许倬云还记得,刚搬来时,从家往外看,晚上半边天是红的,白天半边天是黑的,那是工业时代轰隆向前给天空染上的色彩,学校的高塔也被染成黑色。
工业“死了”之后,高塔又变回了白塔。风霜雨雪,把当年的灰尘洗掉了。
许倬云说:“在匹兹堡这儿,等于看见了美国。”

许倬云在匹兹堡的家中
或许正是因为不管在什么时期、什么国家,许倬云都置身于人群中,他的历史研究也将目光聚焦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。
在许倬云的治史重点为社会史和文化史,在写著作《西周史》时,他不写大人物而写普通百姓。
面对同行的质疑,他回应道:“在英雄和时势之间,我偏向于观察时势的演变和推移——也许,因我生的时代已有太多自命英雄的人物,为一般的小民百姓填了无数痛苦,我对伟大的人物已不再有敬意与幻想。”
1999年,69岁的许倬云从美国匹兹堡大学退休,他开始专心写大众史学,不写王侯将相。
“我觉得既然我们老百姓要问老百姓生活上的问题,我们学历史的就应该有交代,老百姓的事,我兴趣最大。”
书斋外的学者
四个月前,许倬云的的新著《千秋一脉》刚刚问世。出版社编辑未曾想到,这部完善其毕生“大历史观”的作品,竟成了这位史学巨擘的绝笔。仅剩两根手指能活动的老人,在生命最后时光依然践行着“该做的事情不能耽搁”的承诺。
纵观许倬云一生的学术成就,不论是早期做专题论文,研究中国上古史,还是中后期全盘思考的通史方向,都以一种独特的视角,为后世带来新的历史参考和学术价值。
“感受最深的,就是许倬云先生那种截断众流的大判断。”复旦大学教授葛兆光曾如此评价。

以他最具代表性的两部古代中国著作为例。《汉代农业》关注人口压力、市场网络、政府和工商关系,给近代以来的三农问题带来了很多启发。书中,他通过“二牛抬杠”的耕作场景、“五亩之宅,桑树环绕”的田园图景,再现汉代农民如何以锄头与算盘筑起文明根基。
“汉朝将国家的基础放在农村里边独立的农家,人才才能出,财富才能出,这是交通线的末梢。城市都是交通线上打的结,商人、官员都在转接点上。”他在《十三邀》中说道。
1984年出版的《西周史》,则通过甲骨文中的“王”字结构,揭示早期国家实为“大家族联盟”。他曾在再版的序中表示:“我治史的着重点为社会史和文化史,注意的是一般人的生活及一般人的想法。”
正是有着这样的认知,构成了许倬云与一般史学家不同的治学特点。
许倬云在世时,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王波经常向他请教问题。他曾表示:“如果说我有什么治学习惯承袭自许先生,那可能就是历史思维。这里的历史不是历史学的历史,不是被降格了的对历史事实的编年记载,而是建立在通晓人类历史及其成就的基础上,超越基于常识的经验思维,将历史本身作为根本原则,把握历史展开过程中的必然性。”
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曾经常与许倬云进行学术讨论,他指出:“他(许倬云)特别有一种愿意从世俗跟民间的立场来看待历史问题的倾向,这个跟他个人的学术训练似乎是有所不同。因为他来自于一个大的家族,来自于一个书香门第,来自于一个有良好教养的环境。但他始终强调的是他所经受的这种乱离的经验,所亲眼看到的大量的这个死亡、战争、逃难、饥荒等等,刻骨铭心。所以一开始他一方面做的是上古史的研究,但他那个‘心’是,怎么讲,非常牵动到当代经验的。”
“中国的历史常常只注意到台面上的人物。”许倬云曾说,他在七十岁后立志:“能为常民写作、与大众讲话的人实在不多,我愿意承担起这个责任。”
此后的二十多部著作,他始终聚焦“一般人的生活及一般人的想法”。

退休后,许倬云更是致力于大众史学的著述。他一直主张:“读书固然重要,更要读‘社会’这本大书——制度、规章、书本,往往与当下发生的社会现实存在相当程度的距离。”
因为,“我不在书斋里,我在人中间”。
照亮王小波的黄金时代
作为当代极具影响力的学问大家,许倬云的作品不仅在国内外广受赞誉,还影响了无数后来的学者。为多数当代读者所熟悉的作家王小波,便是许倬云的学生之一。
1985年下半年,王小波去了匹兹堡大学东亚研究中心,并通过妻子李银河的关系结识了许倬云。彼时李银河在攻读匹兹堡大学的博士学位,而许倬云正是匹兹堡大学的历史系教授。

王小波与李银河
苏州大学教授房伟曾在《王小波传》中提到,许倬云见到王小波时的情景:“我(许倬云)在办公室见到了他。样子懒懒的,英文不是很好,但是人很诚实。谈话很随意,不那么一本正经。他内心很无助,不知该怎么办。匹大的东亚语言文学系其功能主要是训练洋孩子学华语,文学部分相当单薄,对于小波来说,这里实在没有值得他修习的课程。”
最终商议的结果是,王小波挂在许倬云名下上课。在许倬云指导下,王小波系统阅读历史小说,创作出《唐人秘传故事》。许倬云敏锐指出“写小说要有‘炼字的淬炼功夫'”,这句话成为王小波终身奉行的写作准则。
后来王小波那本广为人知的代表作《黄金时代》,亦在许倬云的提点下完成。据公开资料,当《黄金时代》初稿完成,许倬云直言不讳:“文字不够精炼。”王小波反复修改月余,终将十万字初稿淬炼成四万字的杰作。
1991年,许倬云以历史学者身份推荐小说参赛。“我与《联合报》比较熟,知道每年他们都有征求小说大奖,”他回忆道,“平常都是由小说家推荐,我看了小波的《黄金时代》后就对他们说,我不是文学家,但是我觉得这个小说不错,我以读者身份推荐行不行?”
作品最终夺得《联合报》中篇小说大奖。奖金25万台币,虽需与另一作品分享,却足以改变王小波的人生轨迹。1992年9月,王小波辞去人民大学教职,在北京专注于写作。
“没有《黄金时代》和联合报的奖金,王小波大概是没有勇气辞去教职的。”传记作者房伟指出。据其统计,1990-1997年王小波年均稿费达2.3万元,远超当时教师年均工资6444元。

李银河曾回忆:“小波特别佩服的老师没有几个,许倬云是他最推崇的。”王小波在自己的文章中,也多次提到“我的老师”。
《科学的美好》一文中,他写到:“我的老师说过 ,科学对中国人来说,是种外来的东西,所以我们对它的理解,有过种种偏差:始则惊为洪水猛兽,继而当巫术去理解,再后来把它看做一种宗教,拜倒在它的面前。他说这些理解都是不对的,科学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。我老师说得很对。”
《生命科学与骗术》一文中,他又说:“身为一个中国人,由于有独特的历史背景,很难理解科学是什么。我在匹兹堡大学的老师许倬云教授曾说,中国人先把科学当作洪水猛兽,后把它当作呼风唤雨的巫术,直到现在,多数学习科学的人还把它看成宗教来顶礼膜拜,而他自己终于体会到,科学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。”
在《知识分子的不幸》中,他再提:“十年前,我在美国,和我的老师讨论这个问题。他说:对一般人来说,有信仰比无信仰要好。起初我不赞成,后来还是被他说服了。”
1997年王小波猝然离世,许倬云迟迟不愿写悼文:“白发人送黑发人,泪都流在心里,太伤感。”二十余年间他时常怀念这位学生:“小波的创作不在我的专业领域之内,我却十分感激他的刺戟,也十分怀念那些问答中埋伏的机会与对人间的深情。”
有人评价许倬云:“在他身边,除了讨论具体的学术问题,能够见到他眼神里逼人的锋芒,平时更多感受到的是发乎自然的平等和关爱。”
除了关照王小波,许倬云力所能及地将关心播撒给所有年轻人。
给年轻人的话
许倬云从小面临两个处境,一个是他先天残疾,一个是国家内忧外患、民不聊生。或许是经历了艰苦的时代,和自我抗争的痛苦,许倬云后来反而精力旺盛、生机勃勃。
“我们那个时代的人都逃过难,到外国来读书也都挺辛苦的。在外国读书的经历,各人有各人的幸运,各人有各人的遭遇,都是无中生有、苦中作乐。”
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,许倬云曾向朋友借阅了一本加缪的作品,并花一夜读完。
这本书为《西西弗的神话》,西西弗一次一次推动石头上山,石头滚落,他又举步向山下走去,再次尝试。
这个故事,让许倬云在身体病痛时,寻求到莫大安慰。
在美国,芝大还提供了免费矫正手术。两年半之内动了五次手术,痛楚之余,也让许倬云对生命有了更深的领悟:不论念书还是做学问,人生其实就是不断地在修行。
身体残疾,给许倬云带来一生的折磨,又让他生出“与天斗其乐无穷”的乐观和精神力,在问到精神危机的解决方案时,他回答道:“我伤残之人,要能够自己不败,不馁。幸亏我生下来就是如此,要是长到十五岁,一闷棍打下去,那就起不来了。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有残缺,不去争,不去抢,往里走,安顿自己。”
许倬云在安顿自己时,也迫切想将这种精神力传达给年轻人。在《十三邀》中,许倬云明确提到:“我希望尽我的余年,帮助我们的年轻人,身心有个安顿。”
那期访问成为《十三邀》当年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。“我有个surprise,我没想到这么温暖的、热烈的反应,所以我就觉得我该尽义务了。”

2022年刚刚到来的时候,许倬云录制了一段视频,在全世界“被瘟疫所困”的日子里,他有一些“想对年轻朋友说的话”。
2023年,许知远再访许倬云,那时他的身体情况越来越糟糕,已经在电动轮椅里呆了四年,只有右手两个指头能自由活动。
情况危急,“随时可能完蛋”,于是他更督促自己把想做的事尽量做完,出版新书《经纬华夏》。
从1965年出版第一本著作以来,许倬云这一生写了几十本书。在人生的最后阶段,他尽可能告诉年轻一代:当你完整回顾自己的一生时,“利害以外、金钱以外,还有些什么。”?
“假如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国能找到一条路,这四分之一就可以影响到全世界。”
即使逐渐衰老,许倬云并不肯与时代脱轨,年迈的他坚持学会用电脑,每天接收最新的时代讯息,让自己的学术保持新鲜。他从不沉浸过去,而是“永远不能离开今天的世界”。
作为历史学家,许倬云想尽量开拓几条新的研究道路和新的观点,留给年轻人,让他们碰缘分、碰机遇。他曾与十多位国内的年轻教授交流,一对一地为他们的研究方向提建议,学科横跨社会学、历史学、地理学。
两个月前,新世相进行了一次谈话,当时他们都没意识到这是许倬云留给年轻人最后的话。
那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很糟糕,全身只有右手两根手指勉强能动,左眼眼皮无力,经常睁不开,眉毛、胡子近乎全白。
原本约了一小时的对谈,许倬云坚持下来已经很勉强,但仍主动延长时间,“我96岁的人,等于一个动物快死了,人之将死,其鸣也哀呀。”
在世界动荡的当下,许倬云想抓住紧迫的时间,用自己的经历,尽可能为年轻人提供帮助。
他告诉现在的年轻人,可以寻找内心的桃花源,家庭的和谐、朋友的依赖,可以构成一个小的桃花源。
“对历史的理解也不必再要像过去一样......比如,你怎么理解陶渊明?怎么理解王维?怎么理解杜甫?怎么理解李白?怎么理解韩偓?”
许倬云说自己真正的归属是历史上、永远不停的中国。中国里有经书、诗词、戏曲、建筑,有人性,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“我还可以回到那里去。”
对年轻人的忧心,也是希望他们能有所归。
许倬云这一生,是漂泊的一生,从大陆到中国台湾到美国,他说自己没有根。
早在几年前的节目中,许倬云就提到了死:我死了我要埋葬在家乡,我买了坟地,碑都刻好了,就在父母的坟墓旁边......虽然知道死后无灵,但我宁可相信他真有灵,我宁可相信,我梦里见到的父母,是真在那......”
漂泊一生的许倬云,终于要回到自己的故乡。
而他所留下的殷切叮咛,也回归到年轻人的心中。斯人虽离开,但也一直相伴。